陈云与文革

作者：陈东林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便因病休养的陈云，依旧未能幸免于左倾错误的冲击与打压。在这期间，他甚至一度被下放到江西长达两年有余。尽管陈云名义上仍保留着中央委员的头衔，但直至文革落幕，他始终未能重返中央政治局。然而，即便如此，陈云依然把握住每一个机会，努力抵制并纠正文革中的种种错误。鉴于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史料保存与披露的匮乏，加之陈云生前对个人宣传持保留态度，他的秘书们回忆称：凡涉及他的宣传文章、书籍，一经呈送审阅，无不被他坚决“封杀”。因此，陈云的这些事迹至今尚未为世人所完全了解。

工厂的本职在于生产，倘若工厂只热衷于革命而忽视生产，那我们又该如何维生呢？

1966年8月，随着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遭受批判，协助刘少奇于1962年实施经济调整的陈云亦受到康生的指责，被诬称其为长期与国家主席对立之人。陈云自诩为经济领域的专家，自以为其经济学造诣高过主席。查阅他1962年的报告，便可洞悉其经济学的实质。他专注于经济领域，却对政治视而不见。在我看来，他所倡导的经济政策，实则不过是资本主义商人的经济思维。

会后，陈云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一起，实际被免去了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不久，大字报上便出现了打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陈云的口号。以后，造反派又成立了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要求把陈云拉出去批斗。只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陈云才幸免于难。

1968年10月，林彪、江青集团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掀起了围攻老同志的风潮。谢富治揭发批判陈云说：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发言，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攻击陈云多年不做工作，刘少奇突然抬出他搞经济小组，收拾‘残局’，就是搞修正主义，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这些东西都要清算。

面对逆境，陈云虽屡次被迫进行自我审查，却始终坚守事实真相，未曾对同志们进行打击。他依旧把握每一个机会，坚定不移地践行实事求是的原则，有力地抵制了极左思想的错误倾向。

陈云对那些诽谤天津工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袁血卒，并对他历史问题指指点点的学生说道：“‘黑帮’这个词汇可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对于指责袁血卒叛党、叛国的说法，我持不同意见。在陈云连续三次写信，耐心地进行劝导之后，那些曾意图将袁血卒打倒的学生们转变了态度，他们甚至要求将袁树为革命领导干部。然而，陈云的这一立场却遭到了康生的指责，被认为是对袁血卒的又一次庇护。”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首都北京召开。在此期间，陈云同志因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诽谤和攻击，尽管自1931年9月起便跻身中央领导行列，并在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成员，却遭遇了35年来首次的排挤，未能继续留任政治局。幸赖毛泽东同志的明确指示，陈云同志才得以保留下中央委员的职位。

5月，陈云被下放到北京新华印刷厂蹲点调查，学习文化大革命中的六厂二校先进经验。从小做过学徒的陈云，看到工厂到处被砸烂规章制度的斗、批、改浪潮冲击，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忍不住给叶剑英写信，请他转周恩来报毛泽东，指出规章制度有些不该废除的也冲垮了。他举例说，比如在几个人共同操作的机器开动前必须按警告电铃，以便每个人都做好准备，避免事故，这个安全操作规程绝不能废除。

10月17日午后，陈云在中央办公厅的统一部署下，莅临首都体育馆观摩乒乓球表演。表演落幕后，他与众位老同志董必武、朱德等，接到突如其来的通知，一同前往后台参加紧急会议。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向大家通报了毛泽东主席及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策：鉴于当前局势，主席决定部分同志需在20日之前或之后疏散至外地，并已指定了各自的目的地。各地的安置事宜，将由我亲自通过电话进行安排，而中央办公厅则负责筹备专机或专列。

陈云被指派至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进行蹲点调研，其住所位于距离工厂约一公里的南昌市郊区青云谱干部休养所。步入厂区后，他面临的首要挑战便是如何被称呼。出于保密考虑，江西省方面仅对外宣称其为从北京来的客人，并透露这位客人曾犯有右倾错误，但仍是中央委员。他们强调对他的人身安全需格外关注，并需向他宣传毛泽东思想。然而，众人很快就认出了这位曾在报纸上屡次露面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于是，一位工人尝试称呼他为“老首长”，幸得厂领导的默许，这一称呼很快便在众人中流传开来。而陈云则为自己取了一个化名——陈元方，这个名字是他从两个孩子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所组合而成。

自古以来，打人即为法律所不容！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有所改正。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相机而动，向毛泽东提出了解放大批老干部的建议，得到逐步采纳。一部分长期疏散在外地的老干部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

工厂的根本任务是进行生产。他强调，若工厂仅投身于革命活动而忽视生产，我们如何果腹？国家经济又该如何进步？发展？此外，陈云还不断提及提升工作效率、注重节约的重要性。

4月24日，陈云重返北京。不久后的30日，依循国务院的部署，他参与了在中山公园举办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游园活动。至7月，陈云向党中央及毛泽东提交了一封函件，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的愿望，并提出每年春季与秋季到基层进行调研的提议。7月22日，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均可同意。”7月31日，长期未能在公共政治场合露面的陈云，与王震、苏振华、杨勇等一同参加了国防部为庆祝建军45周年而举办的盛大规模的招待会。此次，陈云的名字前头首次冠上了“副总理”的头衔，并在报纸上公之于众。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之际，陈云在中央的多次会议上，针对所掌握的情况，展开了积极的批判与揭露。尽管如此，四人帮的势力依旧在全国范围内猖獗。1972年6月，中央召开了批林整风汇报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周恩来不得不就自己历史上的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正是在周恩来身处困境之时，陈云勇敢地站了出来，对江青集团对周恩来进行栽赃的伍豪启事发表评论道：“我曾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任职，康生同志和我对此事知情。面对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共产党员理应承担起责任，并向全党乃至全球共产主义运动负责，阐明真相。这起事件显然是国民党的阴谋。”他还以书面形式进一步阐述：“我现在再次以书面形式说明，此事我记忆犹新，显然是国民党的阴谋。”

列宁曾言，在共产主义之世，金砖或许将被用以修建公共厕所。然而，在我看来，我们与那个理想的时代仍有漫长的距离。

自江西归来，陈云投身于国务院业务组的工作，助力周恩来总理推进外贸事业的发展。

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里，全球的格局经历了显著的变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危机，而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介入，也引发了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严重不安。在这种背景下，原本坚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界限开始出现松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交流逐渐频繁起来。

在1973至1974年间，陈云鼎力协助周恩来，对外贸领域的领导与研讨投入了大量心力。他对国际形势的变迁具有极高的洞察力，凭借其独到的领导才能和深厚的经济工作经验，陈云提出了一系列蕴含深刻见解的战略性建议。这些建议为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对外经济领域的新征程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我们果断把握时机，勇敢地提出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外资的新课题。

“列宁曾预言，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建造厕所。看来，我们离那个时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陈云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新中国开启对外开放思路的关键转折，在当时充斥着对投降主义和卖国行径的无端指责的政治氛围中，犹如一声惊雷，震耳欲聋。他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的十个研究问题，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情况、美元的全球分布、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财政赤字等方面，并强调银行机构需深入研究西方领导人如尼克松的演讲与文章，积极引进外资。1973年，中国人民银行果断行动，积极筹划外汇的筹集和外资的利用，短短一年内便筹得10亿美元。尽管与如今几百亿美元一年的引进规模相比，这仅仅是冰山一角，但却是我国利用外资迈出的坚实第一步。

进而，我们积极推动引进国外尖端的技术装备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并运用国际期货市场等多元化手段，为我国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支持。

1973年1月，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共同批准了国家计委提交的引进预算高达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计划，即著名的“四三方案”。该方案涵盖了多项重要项目，包括13套大型化肥装置、4套大型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施、10座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座大型电站、武汉钢铁公司的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厂等。陈云同志对此表示坚定支持，并强调在购置旧轧机时需谨慎行事，应先派遣专人实地考察，明确哪些设备可继续使用，哪些需淘汰，并提前准备好所需的新配件。此外，他还建议借鉴旧中国永利化工厂、太原钢铁厂等在设备采购方面的成功经验。

国际市场的交易所虽是投机商的乐园，但亦是大宗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深入研究，巧妙运用，而非一味消极回避。他还强调：未来两年，我们必须对交易所进行深入研究。如今，我国不仅全面融入国际期货市场的交易，还建立了国内的商品交易所和期货市场。这一创举，正是源于陈云当年的指导性工作。

再者，提倡引进原材料，借助我国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加工制成产品后出口，进而引入我国亟需的物资。

自1961年起，陈云便提出并亲自领导了一项战略：从中东和东非全球采购棉花，加工成纺织品后出口换取外汇，再用所得外汇进口粮食，这一举措对于缓解国内粮食危机起到了关键作用。进入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棉布价格上扬，而棉花价格相对较低，国内棉花产量不足，棉布供应紧张。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有人认为依赖进口原料加工出口是依赖外国，而非自力更生。陈云再次明确表示，应抓住这一时机，进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出口，否则便是失策。他强调，长期坚持这一策略，凭借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能够为国家创造外汇收入。同时，他还提出，在外贸工作的全过程中，都应采取类似的做法。我国人口众多，进口化肥设备和化肥，增加粮食产量，再出口大米和肉类，便是大规模的加工出口，与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相同。利用国内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生产成品出口，这一理念易于理解。1973年，外贸部门进口了1600万担棉花用于棉布加工，其中一部分用于出口换取外汇，另一部分则满足了国内需求。陈云的这一思想，在1975年邓小平整顿时期被发展为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大政策，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一步扩展为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图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这一利用外资的重要手段。

若有人指责这是“洋奴”，那就做一次“洋奴”！1974年，江青集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鼓动上海港码头贴出“要做码头的主人，不做吨位的奴隶”的标语，诋毁扩大外贸是助长外国资本家剥削。陈云经过深思熟虑，反驳道：关于去年通过国外交易所购买糖是否剥削了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深思熟虑了一整年。恩格斯曾提到，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我们利用交易所，只是防止资本家获取全部的超额利润，并未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

陈云对于国际形势所进行的预见性剖析，对于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战略规划，亦蕴含着不容忽视的借鉴意义。

1973年，在审阅外贸部的汇报时，他明确指出：尽管战争阴影依然挥之不去，但无人敢轻率地发动冲突。在这种背景下，生产力持续提升，而市场吸纳能力却相对有限，由此产生的矛盾愈发尖锐。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各种因素，包括其发生频率和周期性变化，这对于我国的外贸，尤其是进口业务，至关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全球生产力迅猛增长，高科技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成为时代的主要矛盾，这也验证了陈云的这一预见。

二战之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新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虽遭遇经济危机，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仍保持较大增长；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现今世界呈现出三足鼎立的格局。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成为最显著的变化，帝国主义殖民地区和力量显著缩减。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多极化格局的显现，正是他远见卓识的明证。对于未来战争的预测，陈云认为，战争将首先表现为局部冲突，如挑拨第三世界国家间的战争，以及帝国主义对中东产油国的武力占领。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90年代的海湾战争以及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战争中得到了验证。在经济危机方面，陈云判断，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受影响轻微或未受影响。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动人民遭受重创，而石油出口国因石油出口收入高于其他进口国而获益。资本主义大国的垄断资本家则是最大的受益者。1997年席卷全球的亚洲金融危机，其后果正如陈云所预见的，明显不同于以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危机，呈现出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的趋势。这两篇提纲充分展现了陈云在文革时期依然具备的敏锐国际问题洞察力和卓越的远见。

陈云在文革后期开拓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宝贵思想和实践，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当时的开放探索一起，汇集成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喷薄而出，迅速奠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基础。

党内斗争不可开杀戒，影响后代。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的离世让四人帮得以觊觎最高权力。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开始深思熟虑，谋求根除这一祸害。彼时，可供选择的策略仅有两种：一是通过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以合法途径将四人帮逐出权力中心；二是采取非常规手段，将四人帮拘捕。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成为众人深思的难题。

在面临艰难抉择的时刻，叶剑英心中浮现出党的历史上屡经考验、立场坚定、谋略高超的陈云形象，遂多次请王震出面与陈云商讨。据姚依林回忆，他曾前往北长街陈云的住所，递交关于江青问题的文件。当时，陈云正在家中反复审视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反复计算，却始终难以确信。在与子女沟通后，叶剑英于10月1日夜晚，陈云不顾可能被四人帮察觉的风险，身着大衣，将帽子压得低低的，身体蜷缩在车后座，前往叶剑英在西山的住处进行面谈。恰巧，他进入时正逢邓颖超结束谈话出来。叶剑英首先向陈云展示了毛泽东关于四人帮问题的谈话记录，随后询问陈云的意见。陈云坚定回应道：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陈云坚定不移的支持下，中央果断决策，采取了坚决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间，鉴于未能在根本层面彻底摒弃文革的影响，中央领导层未能实现全面调整，故而左倾的指导思想依旧制约着国家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革期间所犯的左倾错误仍在延续。

在政治领域，当时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层确立了“两个凡是”的原则，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思想依然深刻影响着整个党派。文革期间累积的诸多冤假错案未能得到公正的纠正，那些无辜被打倒的老一辈革命家亦难以重返工作岗位。

经济层面，文革遗留的经济紊乱并未得到有效整治，反而滋生出急功近利的倾向。在规划与部署方面，依旧沿用文革时期的旧法：一方面，持续提升积累比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加剧了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结构中比例失衡的矛盾；另一方面，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陈旧模式，强调以阶级斗争为核心、以纲举目张治理国家、大力推动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大肆开展全国性的普及大寨县等政治活动和大会战。

面对这两大棘手难题，尚未跻身中央决策核心的陈云，凭借其在党内极高的声望，积极影响着中央决策，不懈地推动着对文化大革命遗留错误的纠正工作。

1977年3月，陈云在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天安门事件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会议工作班子要求陈云按照华国锋讲话的口径修改这篇发言，被陈云拒绝，结果会议简报竟不予刊登。但这两篇发言都在会场内外传开，产生重要影响。

1978年11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陈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要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评价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其中包括：重新审查所谓六十一人集团和陶铸、彭德怀等人的结论，肯定天安门事件，结束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审查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康生等。他强烈表示：这些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不是要搞运动，只是要中央开个口。陈云的发言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使会议突破了原定的框框，开成了一次解放思想、集中批判左倾错误的会议，成为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的一个伟大起点。

不宜过分紧张，应增加粮食进口，稳定农民生活；工业引进项目应逐步推进，避免盲目跟风。各行各业全面铺开，导致资源紧张，实际上削弱了农业、轻工业及城市建设。这首次将比例失衡问题摆在全党面前。全会对陈云的意见给予高度重视，并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调整。随后，陈云与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建议利用两三年的时间对经济进行调整，以恢复各领域的比例平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此表示支持。通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政治、经济错误，党和国家卸下了历史负担，轻装前行，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一切都离不开陈云的卓越贡献。

“在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文化大革命’不能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但我们对他的评价也不应如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般。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保持冷静，掌握好分寸，慎重考虑，避免感情用事。这不仅关乎我国，更是全球性的议题。”在指导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陈云还提出了增加建国前28年历史的建议，并对邓小平强调充分认可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原则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同志齐聚一堂，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谈。

其次，探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源，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深入思考。陈云曾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它直接关联到民主集中制的实践。”回顾从七大直至全国胜利前，我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民主氛围。建国之初，民主集中制的执行亦颇见成效。然而，自1958年起，尤其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民主集中制的传统开始逐渐遭受破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提出了“顶峰”和“一句顶一万句”的错误论调，使得民主集中制遭受严重冲击。其间，不乏推波助澜者。随后，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应当认识到，党内民主集中制不复存在，集体领导不复存在，这才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

再者，对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过错的同志，我们既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也要给予真诚的帮助，以此来塑造和弘扬党内的正确风气。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四位曾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两年间犯有重大错误的政治局委员提出了辞职申请。陈云强调，对这些同志的审查应持全面态度，既要认清他们所犯的错误，也要看到他们在党内所做的好事，并充分考虑当时党内的具体情况。他坚决反对无休止的追责和永无止境的自我批评。同时，他也郑重地提醒这些同志，不要轻易感到自身受到不公的对待，而应反思自己是否可能避免犯下类似的错误。

“党内斗争不应开杀戒，否则将给后世留下难题。”事实表明，不判处死刑的处理在国内外均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依据陈云的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审判庭将林彪、江青集团的审判名单从最初的百余人缩减至十个主犯。

文化大革命系一场内部人民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混淆的严重错误政治运动，其持续时间长，规模庞大，解决之难亦不容忽视。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陈云以其冷静的思考能力和关键时刻的果敢行动，脱颖而出。正如他自述：“我既小心翼翼，又坚韧不拔。”他为国家与党渡过急流险滩，助力抵达胜利的彼岸，贡献了关键的引导与支持。

原载：党史博览

陈云评价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贡献。

邱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党和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和组织方面的指导路线。为确保思想与全会路线保持一致，并将工作重心切实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领导人的功过是非，以及共和国历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冤假错案进行客观评价，显得尤为关键且无法回避。然而，这并非易事。

陈云在1979年3月会见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中肯地谈了自己对建国以来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及如何评价毛泽东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中国变修，防止出现像苏联赫鲁晓夫那样的问题，而且最初也不想搞那么大。但是，“文革”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陈云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重要的一条就是，民主集中制搞得很不好。因此，他主张，对“文革”是需要做一个总结，但是总结时要很慎重，要同时考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文革”所犯的“左”倾错误，以及林彪、“四人帮”等的破坏作用。对毛泽东的评价也要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他认为，正确评价毛泽东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能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要平心静气，掌握分寸。他还提出对刘少奇问题、康生问题以及叛徒的定性问题等，必须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看，不能拿现在的情况看过去。